拿掉標籤之後:從名詞走向動詞的身份重建
最近在一些社交的場合,當有人問我:「你在哪高就?可以交換名片嗎?」我都只能笑笑的說我沒有在用名片了,舊頭銜也收進抽屜。那一刻,我總會想起那句雖然有點老生常談,但真正面對時還是會直擊靈魂的提問:「如果拿掉所有標籤,我還能用什麼介紹自己?」
過去這一年,我試著盡可能的把自己身上的舊標籤拿掉。
這沒有想像中容易。
不可諱言在過去的職涯裡,那些頭銜(也就是常說的「標籤」,像是來自哪家知名公司、掛著什麼樣的職位)是強而有力的敲門磚。它們是高效的社交貨幣,常常在我開口自我介紹之前,就已經替我完成了大部分的信用背書。
但標籤也是牢籠。它賦予身份也劃定邊界,不管是在主觀上或是客觀上。
與很多年歲漸長的朋友一樣,我越發強烈地意識到,我希望別人認識的是「我」這個人,而不只是履歷表上的那個「我」(這也是後來我越來越少打開LinkedIn的原因之一,那上面的氛圍完全是另一個極端)。期望當拿掉所有頭銜,我依舊是我。一個知道自己是誰、為何值得互動的人。
這趟旅程的起點,必須誠實地認識「頭銜」的雙重魔力。它既是我們年輕時拼盡全力課金買下來的鎧甲,也是我們中年後亟欲卸下的重擔。
不過我得先坦承一件事:這種「想要拿掉標籤」本身,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奢侈。
對於許多剛起步、或仍在職涯中奮力爭取認同的朋友來說,當下的核心任務仍是「如何贏得一個有份量的標籤」:無論是來自一間好公司、一個好學校,或一項專業認證,那都是一個值得投入的關鍵過程。
因此這篇文章想探討的,是那個過程「之後」的階段:當你成功獲得了一些標籤,並與它們共存了十幾年後,可能浮現的另一種、屬於人生下半場的困惑。這沒有要否定追求標籤的努力,而是試圖描繪在越過某個山丘後,我們都可能面臨的共同心理轉折。
▉ 頭銜的必要之惡:作為社會性動物的生存捷徑
我們很難不去追求頭銜。這份渴望來自兩種深刻且務實的焦慮:外部的溝通成本與內部的身份認同。
從外部來看,頭銜是最高效的社交通訊協定。
我們生活在一個高度複雜、訊息爆炸的社會,每一天都在與大量陌生人打交道。這時候頭銜就像一個標準化的通訊協定——把複雜的「你」壓成別人能立刻讀懂的摘要。
不管是 「頂尖投行的分析師」、 「知名外商的銷售總監」、「某大廠的資深研發工程師」,這些標籤本質上是一種刻板印象的應用。雖然刻板印象是個貶義詞,但從認知心理學的角度來看,它是大腦為了節省能量而演化出的必要捷徑。一個清晰的頭銜能大幅降低訊息不對稱,以及隨之而來的溝通成本。
當你遞出那張印著響亮頭銜的名片時,你其實是在說:「你不需要花時間完整地了解我,這個標籤已經幫你總結了我的可信度、專業,甚至(在某種程度上)我的綜合能力水平。」
這是一種高效的社會博弈策略。我們用頭銜來快速篩選合作夥伴、評估潛在對手,並在最短時間內建立信任。
而從內部來看,頭銜是填補迷茫的自我認同。
如果說外部功能是「給別人看」的,那麼內部功能就是「給自己看」的。
每一段人生轉折(從一個環境離開,進入另一個新環境),我們最缺乏的往往就是自我認同感。而這時候頭銜就提供了一個最簡單、最直接的答案。
它利用一種強大的心理機制:「仿同」 。我們透過加入一個比我們自身更強大、更受尊敬的組織(例如一間好公司、一個好學校),來讓渡一部分定義「我是誰」的權力。
「我是誰?」
「我是XX基金的分析師。」
這個答案是如此安穩、如此確定、如此令人安心。
這樣的認同感像是一塊浮木,讓我們在同儕壓力和自我懷疑中有東西可以抓住。我們透過頭銜建立的身份,來確認自己在社會階級光譜上的座標。
在職涯的初期追求頭銜,本質上是在追求一種存在與自我認同的確定性。這無可厚非,甚至可以說是必要的。
▉ 馴化的開始:當「我擁有頭銜」變成「頭銜擁有我」
平心而論,這本質上是一場交換 。我們讓渡部分的自我,以換取組織提供的資源、確定性與高效的晉升路徑。
但我們常忘了這只是合約,不是賣身契。當我們把融入的獎勵視為全部,而忘了放棄做自己的的隱性成本時,這場交換就失衡了。很多人(包含過去的我自己),都在這個階段逐漸被馴化了。
這裡用「馴化」 (Domestication) 一詞,是因為它不是強迫,而是一種潛移默化、伴隨著獎勵的行為塑造。
當你以基層人員的角色,進入一個強勢的組織文化,馴化就有可能從「我擁有頭銜」變成「頭銜擁有我」。
第一步可能是語言的同化。你開始使用組織內部的行話(Jargon)——這在金融業與科技業特別明顯。你學會了在Email和會議中,使用同樣的縮寫、同樣的商業框架、同樣的語氣。你開始用組織所定義的專業語言來思考與表達。
第二步進入了行為的模仿。有些人會不自覺地模仿那些在職涯階梯上更高階的人。他們怎麼穿著、喝什麼咖啡、看什麼樣的書、喜歡哪些運動、在會議上如何發言。你學著講同樣的「高級」笑話,適應著同樣的辦公室政治文化。我印象最深刻的,就是在JPM時某上司跟我們說過:「當紐約大老闆來視察的時候,記得穿粉藍色襯衫+深色領帶,因為是他喜歡的風格」(他自己的確身體力行,在這方面如魚得水)。
再過一段時間,就完成了價值的趨同。這個組織獎勵什麼,你就追求什麼。如果組織獎勵效率和結果,你就會逐漸把深度思考和過程正義放在次要位置。從組織的角度來看這個其實是優秀的象徵,因為它是強力企業文化的表現,只是這種優勢是建立於捨棄個人獨特性的成本上。
馴化最可怕的後果,是技能樹的同質化。
為了晉升我們被迫點滿同一套技能樹——「向上管理」、「簡報技巧」、「數據分析」、「建立人脈」,那些「有用」的枝幹瘋狂生長,而那些獨特的枝幹,則被系統性地荒廢了。
你原本對美學的熱情、你那充滿靈感的寫作筆觸、你那能喜愛動手做些小東西的工匠精神⋯⋯這些枝微末節的獨特性,因為無法被當前的KPI量化,也不能直接轉化為升遷的籌碼,它們在資源分配中被排到了最後。久而久之,這些技能所在的枝幹,因為缺乏時間與精力的投入而逐漸枯萎。
最終我們都長成了非常相似、非常「有用」、非常「高效能」的中流砥柱,然後成為了彼此的備份檔案。我們用頭銜來定義自己,因為除了頭銜之外,我們也漸漸不確定自己還剩下什麼。
▉ 覺醒的契機:幸運或不幸的身份地震
這種馴化的狀態,可能會持續一輩子,直到身份地震發生。
第一種是從聽命者變成掌權者。
當你一路晉升,從一個「功能的執行者」變成一個「願景的制定者」(例如高階經理人或自己出去創立新事業)。你會猛然發現,遊戲規則變了。
過去組織需要的是你的同質性和可預測性(更像是工具的角色);現在組織(或市場)需要的,是你的獨特性和洞察力:你需要提出和別人不一樣的觀點,你需要看到別人沒看到的未來,不然難以作出一番新氣象。
有一部分的人可以很順利的完成這樣的轉變,但也有另一部分的人這時可能才驚恐地發現,他們那棵獨特的技能樹,早已在長達二十年的馴化過程中,被修剪得面目全非。他們習慣了講「正確」的話,卻忘記了如何講「真誠」的話。
另一種是離開了常規的職涯軌道。
這可能出於自願(例如為了家庭、為了理想而轉職或裸辭),也可能出於被迫(例如中年失業、公司倒閉)。
當你主動或被動地交出那張印著頭銜的名片時,過去那個由頭銜、公司、薪水所搭建起來的自我結構,瞬間崩塌了。
你在一個社交場合,當別人問你「請問你是做什麼的?」
你會突然語塞。你不能再說「我是某某公司的總監」,而是支支吾吾地說:「我以前是...」
「以前是」這三個字,就是身份地震的餘震。很多人被馴化得太久,已經忘記如何找回自己的獨特性。當那件印著公司Logo 的制服被脫下後,他們看著鏡子裡的自己,卻感到無比的陌生。
對我個人而言,縱使這段調適期並不長,但中間的過程也不好受。
▉ 重建自我:從「名詞」到「動詞」的旅程
拿掉標籤只是第一步,隨之而來的是巨大的焦慮。因為我們必須回答那個最根本的問題:「我是誰?我該怎麼定義自己?」如果我們的答案不能再是一個簡單的頭銜(名詞),那它該是什麼?
在過去這段時間的探索中,我發現「找回獨特性」並不是一個尋寶遊戲——挖出一個早已存在、卻被遺忘的真實自我。它更像是一個重建工程。一個需要刻意為之、並接受其未知與流動性的過程,是時候讓身份從「名詞」轉向「動詞」了。
重建的第一步,可以從做一些無用之事開始。這裡的無用,是說「無法被當下主流價值觀立即量化」的事情(換句話說,跳脫KPI思維):
* 這個項目唯一的目的是讓你感到有趣或有意義。也許是像我一樣,開始寫作,分享自己對育兒、對投資、對個人成長的觀察。也許是重新拾起某種樂器、開始學一門新的手藝、或是去當志工。當然這樣的轉換,比想像中還需要勇氣——與工作時寫的每篇報告都有「必然的讀者」不同,我剛開始寫文章時,雖然自己覺得有趣,但還是會擔心只是一頭熱會無法持久做下去。
* 接下來著手重塑你的資訊來源。還記得馴化的根源之一是資訊的同質化嗎?離開職場後我雖然還是會定期閱讀產業報告和商業新聞,但我分配了更多時間,刻意地去接觸那些與職涯無關的書——讀科普、讀歷史、讀哲學(說來慚愧,仍然沒辦法享受更文學類的讀物)。讓那些當下看來沒辦法直接應用的知識,在腦中建立出新的連結,縱然我也還不知道這些連結對未來的我有什麼影響。
* 行有餘力還可以進行新領域的探索。由於我比較偷懶,沒有直接進入零基礎的領域,而是找一些跟原本專業相鄰的部分。像是找其他領域的朋友閒聊,強迫自己卸下專家的包袱,回到學習者的謙卑姿態。
總之這個過程的重點在於切斷「行動」與「功利結果」之間的直接連結。
當然這裡必須誠實地說:「無用」與「有用」之間的界線,往往是模糊且會流動的。現在的無用,很可能在未來某個時間點,轉化為某種有用的結果。
關鍵不在於刻意維持無用的純潔性,好像它一旦變有用就被污染了。重點是在於動機的起點:我做這件事不是為了在履歷上增加一行、不是為了多賺點錢。我願意花時間在這些事情上,只是因為我想做。
如果它最終產生了功利的價值,那是美好的副產品,而不是我們一開始就算計好的目標。唯有如此這個早已生疏的內在動機引擎才不會在剛啟動時,就又立刻被KPI的思維給綁架了。
當我們開始這些無用的探索後,我們會進入另一個的過渡期。尤其是當那些探索都還不成熟,沒有建立起任何外界認可的時候。
這時候可以試著告訴自己,身分的定義未嘗不可從一個靜止的、過去式的、由外界賦予的名詞標籤,變成一個動態的、現在進行式的、由你自己定義的動詞過程。
「我在寫作」、「我在學習如何更有效的溝通我的思考」、「我在努力成為一個更好的父親。」
這種動詞的身份雖然混亂又不穩定,而且難以讓別人馬上認識你(當然當先前的探索有所成績時,你又可以將名詞與動詞混合)。但也就是因為這種不確定和持續演變的可能性,才能讓你不受外在牢籠的限制,而且保有自我定義和評量的彈性。
長成名詞很快,活成動詞很慢,但後者才有生命力。
▉ 拿掉標籤的自由
我們花了職涯的前半生,努力地為自己貼上昂貴的標籤。然後可能需要再花費好幾年,一片片把它們撕下來,重新找到定義自己的方式。
我無意否定頭銜的價值。特別是在某些階段,它確實是高效的工具,而且也有一些高手可以迅速通過中間的轉換期。
我想強調的是——工具只是工具。我們使用工具,但不該活成工具的樣子。拿掉標籤的過程是痛苦的,因為它迫使我們直視那個被隱藏已久的、未被馴化的自我。
這個「自我」或許不那麼光鮮亮麗,不那麼高效能。但這個自我是真實的、是充滿可能性的、是能讓你內心感受到平靜的。
而這趟旅程的終點,並非為了找到一個更獨特的新標籤來取代舊的,而是希望能掙得那份「不再需要任何標籤」的、真正的自由。


兩年前我因緣際會從台北搬家到屏東,然後再次搬到聖安東尼奧,跟過去台北的生活幾乎斷了所有連結了。我原本覺得是被生活流放到邊疆,但沒想到這種「強迫隱居」的生活,其實也反而是用外力把我過去的標籤全部撕掉了(雖然難度不高,本來就沒有什麼好說嘴的標籤)。
也許古人刻意隱居是有意義的,當隱居把過去模仿身邊人的自我給退除之後,有些很自然本性的東西會自己出現。
余先生這篇寫得真好,蠻喜歡讀您的文章,把一些重要的事情寫得很有溫度。